美丽的银杏

郭金龙

一

窗外已经是深秋了，这处苇子沟村边院落周围的环境总让人感觉有些特别。院子里那棵银杏一树的金黄，颜色高贵典雅，多少给这略显凄凉的家庭增添了些许暖意。

现在房子是李梅一个人住着。这所房子二十年前是他们家名下少得可怜的财产，她五年前又从别人的手里买了下来，曾经属于别人家的院落在李梅的苦苦相求下失而复得。院子不大，屋门口通往街上的甬路两边的菜园子，生长着供她夏天加上秋天吃的蔬菜，也让她在一饱口福的同时欣赏到鲜艳而又美丽的花朵。这也许要归功于大自然的慷慨馈赠，让李梅的心里无时无刻不笼罩着感恩之情。买下老房子之后，李梅把父亲和弟弟栽植在家里的银杏树移栽到这里。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意愿，或者是神灵的暗中呵护，仅凭她满脸愁苦失魂落魄的女子，根本没有心思来照顾这棵树，但时间过去了这么久，这棵传奇的银杏树一直长势良好。她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一家人失去之后的一种补偿，一种安慰，一种实际意义上的返璞归真。

二十多年前，父亲为了改变全家人的命运和生活境况，极力主张把家从苇子沟搬到令许多人眼红的镇上。父亲这个游走于乡村和城市用体力和技术相结合挣钱养家的木匠，性格虽然像极了他手里的木头一样木讷，但骨子里却不是一般的争强好胜。家是按照父亲的意志搬了，可他这个家庭顶梁柱，心里要强命却不强，没过几年就因为劳累过度而瘫痪在床，直到死也没有站起来过。其实，季节的轮换在李梅的思想里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，她只知道这日子是一个白天一个黑夜的轮番交替，别的在她心里的感觉几近麻木。但她看得出来，今年院子里的变化是明显的，一些她还没有来得及收拾的蔬菜干枯在地上，那口提水的铸铁炼制饮水井已经好久没用了，仿佛失去了它原本的功能，而变成了这个少有人烟门可罗雀的院子的守护神，只是单纯地站岗放哨也就算是忠于职守了。最明显的还属那棵银杏，全身浓绿的树叶几乎是一夜之间全部变成金灿灿的黄色，她早晨起来站在门口第一眼看见银杏，就让她心里一颤。但那一颤却持续不了多长时间，便被她近乎枯死的心给埋了起来。她之所以还对那棵银杏投入过多的感情，是因为那棵树是父亲和弟弟栽种的，她和母亲都为这棵树浇过水。现在，父亲和母亲都走了，离开了人世。母亲在的时候还和她在这个院子里住过一段时间，她那时已经是个病人，失去了自理能力，除了吃饭睡觉，再就是漫长的等待，等待她的儿子从监狱里回来。每天就重复着这样一句话：不要抓我的孩子，是我造的孽。然后就是沉默不语，沉默得让人害怕。

于是，李梅要是不在家的时候，就把母亲在她住的这所房子和刘芳住的地方之间接来送去。刘芳是她的弟媳。其实，李木和刘芳的婚姻还不知道是什么结局，因为李木已经在监狱里见不到阳光好几年了，她心里没底。十年时间，李木算上这次已经有四次被判死刑。这个在苦难之中求生的命大之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洗去不白之冤，或者永远都不会回来。

那可是一件背负着两条人命的离奇案子。母亲没有等到弟弟回来的那一天，在一个冬日的黄昏，走在冰天雪地的大街上，滑倒在地上，从此再也没有起来，梦一样消失在这片土地上。李梅觉得父母的灵魂就留在那棵银杏树上，不肯离去，在守护着她。尽管父亲和母亲的一生，活得贫穷，活得低气，但他们的心里像这棵银杏树一样挺拔、美丽、善良、高贵，除此她心如死灰，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了无牵挂。

李木出事那天，她还在县城的一个街道派出所忙着自己分内的事情，当然在别人看来是女孩子应该干的工作，户籍民警。她心事重重地坐在走廊外边，办公楼的办事大厅里，一位乡下大爷在窗外站着等她把户口簿打印出来。不知怎么，她心里一顿，手就停在打印机的取纸口下不动。大爷问她，姑娘，有什么心事吗？她心里责怪老爷子多事，可又觉得老爷子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关心，是好心，她没理由责怪人家。然后就有人喊她接听电话。她旋风一般快速地到了另一间办公室，小心翼翼地一只手急速地拿起电话听筒，另一只手干脆就拄在电话下面的办公桌上，嘴里显然已经喘着粗气，心里念叨，是出了什么事情吗？电话是妈妈打来的，告诉她弟弟李木出事了。她“咣”的一声放下电话，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，把那个打印出来飞落到地板上的户口簿捡起来交到大爷手里，也没问人家满不满意，还有什么要求，便拼命地跑到街上，打了一辆出租车往家里赶。此时，下午的阳光还很耀眼，街上的行人不是很多。走到半路，母亲带着哭声又打来电话说李木已经被公安局的刑警队带去县城。她二话没说，赶忙让出租车司机掉头奔往县城公安局。

李梅一路想着，她的这份工作是弟弟给的。上学的时候弟弟学习比她好，可家庭生活困难，只能勉强供一个人考大学。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考上大学，对于父母来说也很困难。李木只比她晚上学一年，高中读到二年级，说不念就不念了。她就是在那年考上了公安大学，也就知道弟弟的苦心。她跟李木说不去读这个大学了，但弟弟苦苦相劝，说他是个男子汉，能扛得住社会上的风风雨雨和人生的艰难，再者说他已经退学，好马不吃回头草。父母表面上倒没说什么，因为孩子都是他们的心头肉，割下哪块他们都心疼，可母亲还是偷偷流下了眼泪。等她大学毕业，正好赶上这一年的公务员招考有警察这个职位。苍天不负有心人，她以不错的成绩入围，学有所用，就进了这家街道派出所做了户籍员。弟弟也已经娶妻成家，在镇上刘芳娘家临街的铺面和母亲合在一块儿开了一家花丝线画店，也可以叫杂货店，似乎也是令人满意的结局。或许是受了父亲的影响，李木从小就爱鼓捣木匠工具，也就拜在了手艺不错曾经是父亲的师弟门下，学起了木匠。结婚、创业，李木没用父母一分钱，李梅上学的费用也几乎是弟弟开店做木匠活挣下的钱。家里父亲有病，光靠母亲一个人，维持全家人的吃喝都很困难。李梅恍惚记得她小时候母亲给人家做手工，绣花丝线画换钱。母亲绣花丝线画有一手绝活，别人即使会这东西，但达不到母亲那样的艺术水准，三十几岁的母亲已经是苇子沟远近知名的绣画能手。自打父亲因为弟弟的事情病重，听说被判死刑，便一口气没喘上来，先于母亲告别了人世。闭上眼睛之前，他拉住李梅的手断断续续地说，你要帮助你弟，要不他冤枉啊！而母亲也因为失去了精神支柱，人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，不知怎么就疯了，整天嘴里就一句话：别抓我的孩子，那是我造的孽。别人不知道是怎么一件事情，更不知道母亲这句话里的玄机，可她知道，母亲跟她说过。母亲在一个春天的中午，清理她家房子山墙外的垃圾时手里舞动着铁锹，由于着急把活干完，并没注意一条萎缩在垃圾里的小蛇，她误伤了那条小蛇。母亲看见一锹两断的蛇，在地上乱蹦，心里很害怕，扔下铁锹。双手合十，嘴里不住地念菩萨保佑。母亲事后和她说，晚上蛇就给她托梦，要抓弟弟李木去报仇。母亲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嘴里就喊着说，别抓我的孩子，那是我造的孽！喊出这句话，母亲就被这奇怪的梦惊醒了。

二

李梅上大学的时候，学校的花园里就有银杏这个树种，而且连成一大片，蔚为壮观。每到深秋，学兄学妹就把欣赏银杏树漫天的黄叶当成活动主题。他们看到叶子金黄的银杏树大多是一副夸张和惊奇的表情，而李梅却心平气和，静如止水，因为她家的银杏树和学校的每一棵树相比都要好很多。一看到学校的银杏树，她就想起家乡的银杏树，那是她的心，她的根。同学们对李梅在银杏树下的表现，觉得奇怪起来，她不是冷血动物吧？可他们哪里知道，尽管李梅家在偏僻的山里，但银杏树却是她这个乡下丫头常见的东西。

李木从小就是心灵手巧的人，学做木匠活，人就有了用武之地。李木把心思全用在做木匠活上，没用一年时间，人就在行业里名声在外了。那年李木跟师傅在给一家人干活的时候，遇上的这家人只是父女俩人，这家人的父亲跟李木的父亲年龄差不了许多，更巧的是那家的女儿跟李木年龄相仿。女孩子长相漂亮，小巧玲珑，沉静少话，斯斯文文的样子正合李木的心意。师傅和女孩子的父亲看得出，他们俩是在谈恋爱了。女孩子的父亲叫王德先，他喜欢李木，就百分之百地赞成女儿和李木来往，他心里说这年头人心浮躁，心灵手巧脚踏实地的小伙子得之不易。而他的女儿就叫王静，这倒很合王静的个性。李木的木匠活要收工的时候，王德先就跟他说，李木，我们家房子多，开着杂货店，房子还有闲头，正好临街，你妈手艺那么好，不如就在这开个店，也好多挣些钱，别人呢，找你干活也有个正经的落脚的地方。记住了，李木，我可不是见钱眼开的人，是借给你们住，不是租。王德先说话的时候，王静正一往情深地看李木，看得李木有些不好意思。

李木回家把原话和母亲这么一说，母亲是个开明的人，居然答应李木，还说咱不借，该出多少钱咱给多少钱。王家借了房子，把一个眉清目秀的大闺女也无偿地借给了李木。

本以为李木和王静再过两年会顺理成章地成家生子，从此一大家人就有了和美的结局。料不到的是，王静的闺蜜，也是王家临街铺面的邻居刘芳，那个活泼开朗大大咧咧的女孩的出现，让事情发生了变化。

王静话少，刘芳话多，王静安静，刘芳活泼，一同与王静向母亲学习手工刺绣也麻利出色得多。

事情发生变化的时候，是因为那个让人喜欢的春天，母亲在店里做着手工，间或打点来取货的客人。王静忽然发现房檐上两只正在做窝的燕子，叽叽喳喳的，没完没了地吵闹，吵得她没办法与李木的母亲好好说话。她开始心烦意乱，站起身跑回她家店里，拿过一条长长的钩竿，活生生地将房檐上做了一半还带着燕子身体温度的燕窝给捅了下来。这个过程母亲看得一清二楚。隔不几天的中午，屋门口的台阶的石板下一条蛇跑了出来。母亲见到蛇就想起在苇子沟无意之中误伤的那条蛇惊人相似的一幕，便喊在店里坐着的王静。王静一边追问母亲蛇在哪里，连看都没看一眼，便又跑回她家的杂货店，拿着铁锹，追着那条疾速飞奔的蛇用力砍去。王静的锹下，蛇一锹两断。母亲原本对蛇忌讳，那次之后，她容不得别人在她面前做出伤害蛇的事情。王静的举动戳在母亲的心头上，她心里咯噔一下，转身回店。就这样坐在椅子上，很长时间在王静的追问下才缓过神来，一天都没干活计。

第二天早晨，李木背着箱子上工。前脚刚走，隔壁的刘芳听着李家的门开了，后脚就迈过李家的门槛，跟母亲说要利用一天的时间，学会一个新的画样。发现自己还没洗漱，便回家拿过牙刷，在李家的店里开始洗漱了。正赶上王静也迈步进屋，看着刘芳在李家店中间，哗哗啦啦地洗漱，水花在脸盆里溅起，被涌进屋子里的阳光照得通亮，呈现五色的光彩，让她心醉神迷了一阵子。她虽然对刘芳太活泼也许会抢走她的李木的感情心里生气，但刘芳此时的形象让她看得入神，竟然有些羡慕人家刘芳，连洗漱都这么痛快淋漓。而她却做不到，心里禁不住酸酸的。她看着看着，那心里就有些从羡慕到生恨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刘芳看，近乎歇斯底里，眼睛像在流血。这一幕被母亲无意中发现，母亲心里害怕，害怕这一幕在将来的某一天会爆发在她儿子身上，那也许是无法挽回的结局。如果不是这一幕闪现，母亲也许不会把心里话毫无保留地告诉儿子李木。

晚上李木收工回来，母亲一边侍候父亲，一边跟在外屋看电视的李木说白天发生的事情。她告诉李木说，这丫头心太狠，咱家都是心慈面软之人，怕跟咱家不是一路货。李木或许没在意母亲的告诫，依然和王静往来，如胶似漆的，直到有一天李木和王静发生了争吵，李木才想起母亲的告诫。

王静说出了母亲最担心的话，说李木吃着碗里的，惦记锅里的，跟她谈对象，却背地里和刘芳眉来眼去。王静在乎刘芳的介入，可刘芳却是个没心没肺的丫头，或者她只在乎自己青春的热情奔放，却忽略了王静的感受，这给李木和王静的关系破裂埋下了伏笔。李木和母亲说王静不仅心狠手辣，还很自私。至此，王静不再来了，李木却没深想，常找隔壁的刘芳唠嗑，其实只是唠嗑而已。为此，母亲大发脾气，说李木不懂事理，是在刺激王静，即使不是针对王静，你也不能这么不讲情义，刚和人家发生了矛盾，就去找另外一个姑娘。还没等李木醒过神来，王静父女受不了在他们的屋檐下，李木这么快就另有新欢，急不可耐地下了逐客令。李木和母亲商量，要不就把店搬到隔壁刘家去吧，这样应该方便一些。事情到了这个份上，母亲只好点头。如果不搬，事情僵持下去，也不会有什么解决的好办法。李木起初是硬着脸皮去找人家刘家说起这件事情的，想不到刘家满口应承，这倒让李木的担心成了多余。刘家看这家母子可怜，不管怎么说，也在无形中卷入了这场风波里，便帮着李家母子把店搬到刘家的闲屋子开业。只是一墙之隔，李家在生意上并没有什么损失，这倒成了李家母子意料之外的事情。

母亲知道刘家的好心，可她心里不能没有分寸，她试图阻止李木和刘芳来往过密，以免王静疑心，这丫头急眼了，怕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。李木自然是听话的孩子，他尽量躲着刘芳。直到一年后，王静嫁了人家，刘芳这个心直口快的丫头托人说媒，两个有情人才真正开始了属于他们的爱情。

三

李梅匆匆忙忙地赶回县城。到了刑警队，人家看她也是警察，看在同行的份上，让她见了弟弟一面。李木哭丧着脸说，姐，这事不是我干的，你要相信我！然后，就被带了回去。好在还没进入看守所，她还能见到弟弟一面，有弟弟这句话，她心里有底了。她在刑警队的办公楼里楼上楼下来回走动，想搞清楚事情的经过，却没有人和她说过什么。实际上她这个新警察也只有能见到弟弟这点面子。直到她看见一位有一面之交，一起分配到公安口的姑娘，才打听出李木是往人家的菜里下了老鼠药，毒死了邻居家的两个孩子，丧尽天良的事情，有人证物证。她当时就说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姑娘没接她的话茬，转身走了。这下倒好，能告诉她实情的人都让她活生生给气走了。她当时就跌倒了，坐在刑警队办公室的地板上，半天没起来。直到刘芳和母亲也来到刑警队找她的时候，刘芳才从地板上把她拉起来。她和母亲说了这些情况，不等这娘俩说些什么，就把她们送到车站，听着她们的哭声，安排好她们回程的客车，便晕乎乎地回到派出所。所长看她回来了，这时已经是快要下班的时间，所里干警已经纷纷迈出办公室往家赶，所长问她家里出了什么事情，这么猴急。她先是哭了，才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说给所长听。所长一边听着，一边嗯嗯地点头。她把要说的都说完了，所长才若有所思地要打电话问下刑警队的熟人什么情况。电话接通了，对方问所长什么事情，所长说就是那个投毒案。对方说话李梅听着非常清楚，对方说那个案子吗？人证，物证都齐了，就差还没撬开嫌犯的嘴。所长问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对方问，是你亲戚吗？所长只能说是他表弟。对方说这事转机不大，就是说铁证如山，你表弟必须认罪伏法。对方停顿了好一会儿没说话，李梅听到电话里嗡嗡直响后，老半天那人才接着说，这事我跟你说，你可不能随便乱说出去。如果你早说几个小时，就是我们决定去抓他的时候，事情可能还好办一些，现在我们有了新的更充分的证据证明这案子是你表弟做的。抓住了他，我们就把原来的嫌犯给放了。所长追问，那人是谁？这是他们的行话，他们只说那人。对方回答说，这个人是你表弟，放了的那人是县长的表哥。咱这小地方，圈套圈的亲戚关系，抓了一个外面登三轮的，说不上就是县委书记家的什么亲戚，有时干脆就是惹不起，都是我的大爷。想是对方的电话挂了，电话已经是嘟嘟的忙音。

审理案子的时候，公安机关已经不用过去那种惨不忍睹的刑罚调取呈堂证供，这种方式已经向法制和人本的意味迈出了可贵的一步。但要想撬开嫌犯的嘴，还要有些手段，总不能坐等人家招供。况且这是县里领导督办的案件，县里要给人民一个交代，必须从速结案。公安局的领导着急，已经向具体办案人员下了时限，六天结案。

审案通常都在夜里进行，轮番轰炸，就是不让你睡觉。第一天夜里，李木头上方悬着400瓦的白炽灯，审讯室本来就不是通风的房间，灯烤得难受，他大汗淋漓，不睡觉更难受。李木死活不承认，其实他也没有承认的罪行。

已经连续了六天，不让李木睡觉，他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。人家是坚决要攻下这个案子的，不由得他不承认。他也知道招供之后是什么后果，与其这样生不如死，还不如痛痛快快地死去。六天，让他牺牲了十年的自由人生。

结果是李木承认在菠萝咕咾肉里下毒，用鼠药毒死了两个孩子。预审的公安问他，什么原因，他顺口说，因为一个外地人在他的店里要买一盒香烟，结果没买，却到邻居家的店里买了一样的香烟，他心里生气。也就是说一盒烟等于两条天真无邪的生命。李木编造的谎言，自己肯定是不信，但公安如获至宝地信了。至于别人信不信，那是别人的事情，与别人无关，与本案无关。信了，当然就是结案。

李梅没听完所长转述的事情，便奋力跑出办事大厅，在办公楼门前的花坛边上，把早晨吃的一点儿早餐吐得一干二净，还有她眼睛里的泪水也奔涌出来，一泻千里。

四

尽管李梅做了很大的努力，找律师请求法律援助，家里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为弟弟打官司上，李木还是被判死刑。宣判之后要是不上诉，这官司也就是说认下了。可李梅知道李木冤枉，这官司不能这么平白无故就认了，她要上诉。父亲听到这个消息，一口气没上来，死了。母亲跪在地上许久没起来，然后就倒在地上，醒来之后嘴里就剩下这一句话：不要抓我的孩子，是我造的孽。

因为家里没有了弟弟，母亲又是这个样子，杂货店和花丝线画店是不能开了。李梅曾想搬回老房子住。为此，她曾一个人回到老房子看了一眼，结果院子里长满荒草，就剩下那棵银杏还长势喜人。正是深秋，银杏树的叶子黄得耀眼，黄得灿烂，黄得鲜艳。这高贵的东西竟然在这偏僻的地方长得这么清白无辜的样子，让李梅异常沉重的心生出许多的感激。

李梅一个人在院子里站了许久，想想自己不能就这样站着，她想现在要干点什么，也好把心里的忧愁尽快忘掉。她迅速蹲下身，在这个院子里的荒草中游走，发疯了一样拔草，收拾了一下空旷的已经许久没有人气的屋子。回去后坚持让刘芳搬回老房子，也好专心照顾母亲。刘芳却说在这住着一样，人多也能照顾周到一些，等你从北京回来再说搬不搬的事情。

李梅没再坚持，这种时候她必须信任自己的弟媳，要不没有人手照顾母亲。她决定出让老房子，给李木的官司筹集款项。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，李梅给刘芳做了交代，便坐车去了北京。好在不是什么遥远的路程，到北京只用了六个小时。她在车站往东走不远，就找到了东交民巷的正义路。来之前人家告诉她，必须在最高人民法院附近找家律师事务所，这样方便，律师事务所离最高人民法院越近，信息就越灵通。

进了东交民巷，李梅先打听街上的老住户，才了解到王秀律师在业界大有名气，指路的人说是在什么正义律师事务所。她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了。进了办公室就说找王秀，还真就碰巧，王秀就坐在她进来对面的桌子里。李梅急不可耐地递上弟弟案子上诉的材料。律师王秀简单地看了一遍，嘴上咦了一声后抬头看了一眼李梅，王秀觉得这个要打官司的小警察和她长得有些像，拉近了她们之间天然的亲近感，她心里说这也许是上天注定的缘分，她和李梅说，这案子怎么这么判？证据不足啊。下毒的菜里化验的成分是鼠药，但拿来作证的是没开封没用过也没化验的鼠药，说是这种证据有两包，但现在能拿来作证的只有一包，谁知道是哪份鼠药毒死了人？怎么能够证明就是你弟弟的这包鼠药？这没道理的事情。

李梅看看有门儿，便交了钱，让王秀帮她打这场官司。李梅本来想王秀不会这样轻易接受她的官司，但王秀接了。王秀和李梅说她有打赢这场官司的可能，但不等于就一定能打赢这场官司，这是一场持久战，让李梅要有心理准备。有的在北京等了十几年，所有的证据都证明被判刑的人无罪，但就是翻不了案。

李梅回家的路上，思想复杂，既然工作是李木给的，她现在要辞掉工作，把工作还给弟弟，一门心思给他打官司，哪怕碰得头破血流，她也没有回头路可走。

她现在以为坚持不一定就是为了预期的结果，而是坚持本身让她坚持下去。

五

李木和刘芳结婚，自然是幸福的一对儿。他们举案齐眉，相爱有加。美中不足的是他们一直没有孩子。尽管小两口儿做了很多的努力，去医院就医，到处寻找治病的中药，但刘芳的肚子就是大不起来。

李木和母亲搬出王家之后，有人就找王德先要租房开店。生意找上门来，王德先自然高兴，说租也就租了，要不闲着也是闲着，租了就能赚点钱花，他是个守财奴的性格。租他家房子的房客是位四十左右的妇女，带俩正是不听话年龄的孩子，一个大些，十一二岁的样子，在上小学。一个小些，也就五六岁的样子。时间长了，俩孩子就跟邻居李木熟悉了，因为李木喜欢孩子。女人呢，就跟刘芳关系很好。闲着的时候，就各自从屋子里搬把椅子，或坐在刘芳的店门前，或是坐在女人的店门前聊天，大多的时间是坐在女人的店门前，因为刘芳的婆婆怕别人说话的声音惊着绣画的思路。可这一天女人撇下自己的店来找刘芳聊天。她是个离过婚的人，生活寂寞在所难免，她今天跟刘芳说她房主的事情。房主王德先是单身的男人，快六十岁了，喜欢上了女人，开始和女人谈婚论嫁，还要和女人亲近，已经在女人面前说了五六次了。女人当然不喜欢这个老男人，说他自私什么的，还说惹不起躲得起，说要把店搬到别处去，要不就不开这家店了。可她又说带俩孩子，她必须挣钱。一个女人带俩孩子，真的不容易。事情过去时间不长，刘芳听到隔壁的女人和老男人吵过一次，声音很大的样子。但也就吵上几句，便销声匿迹了。

王静和她的丈夫过了一年，仅一年的时间，就离婚回到父亲家里住了，她还是那么沉静，还是那么美。只不过李木和刘芳很少能看见王静。王静的性格是钻死牛犄角的性格，很容易就走了极端路线，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。这以后在李木和刘芳的背后总有一双眼睛在不时地关注他们，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，看着他们夫妻关系那么好，由爱生恨，恨得越来越深。

出事那天是星期天，李木这个季节活不是很多，星期天就在家里，帮刘芳卖货。中午李木下厨，做了一道菠萝咕咾肉，是甜食。他们家真是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，全是甜食主义，母亲爱吃，刘芳爱吃，他也爱吃。他把菜端到饭桌上，一家人坐好吃饭。女人的那个小孩子来到他家，看着三口人吃饭，盯着那盘色彩鲜艳的菠萝咕咾肉出神。李木连忙把孩子抱上桌，盛了一碗饭，刘芳就给孩子夹了一块肉放在碗里。这时，就听女人喊她的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，孩子哧溜一下从椅子上下来，跑回家。李木想这孩子爱吃肉，正好还有一盘肉在灶边放着，原本是给姐姐留的，因为是星期天，姐姐也休息，说好了回家吃饭，但打来电话说有事回不来了。李木说，不如把那盘肉给孩子送去。李木看看刘芳，刘芳没吱声，没吱声就是支持李木的决定。李木就把那盘肉端到女人家里。

也就是不长时间，事情就发生了。两个孩子中毒送进医院，送去晚了，两个孩子一个也没抢救过来，都死在了医院。

女人死命哭喊，但俩孩子死了就是死了，人死不能复生。可这毕竟是孩子，还不明白什么是人生，就这样告别了人世。公安局来人了，化验了饭菜，说是下了毒。然后把王德先的房子搜了个遍；女人说到李木送过菜给他们，也把李木的房子搜了个遍。先是老男人被带到刑警队预审科审问，两天后人回来了。人已经不成样子，身体总是抖动。

李木被带走了，一去就是十年。

六

李梅辞掉了工作，往返于苇子沟和北京之间。有人开始给李梅介绍对象，她已经差不多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很多人介绍，因为李梅长相好看，搞对象对她来说并不困难。她只是说声谢谢，不去约会见面，她铁了心要为弟弟伸冤。

十年时间，李木被判四次死刑。但经过李梅的奔走，第十年的秋天，李木无罪释放了，原因是证据不足，新说法是疑罪从无。虽然有些不光彩，没有找到凶手，把李木替换出来，多少给李木造成了一点人生的遗憾，但还是洗清了不白之冤，也是社会的一种进步。现实总是在改变，关键是依法断案了，也许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出现人情案，或许能给麻木的人们心里一点儿希望，一点儿生活的安全感。

李梅把弟弟接回苇子沟，那也是深秋的天气。进了村子，当她和弟弟看到他家院子里的银杏树的时候，那棵自己生长，单纯而孤独，也许还有一些自我欣赏成分的银杏，那一片金黄多远都能看得见，李梅禁不住哭了。

她把弟弟送进屋子，扔下钥匙说，这个家就交给你了，还有院子里的那棵银杏树。李木问，姐你干什么去？

你自由了，姐我也自由了，尽管这自由的代价付出很大，只要我们活着，还要有各自的生活。

李梅走到门口，手情不自禁地扶住门框，看着院子里的银杏树说，干我该干的事情。

作者简介：郭金龙，辽宁昌图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水利作家协会理事，营口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生于辽宁兴城，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，迄今在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人民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累计230多万字。出版诗集《太阳雨》《郭金龙诗选》、长篇小说《一轮满月》。曾获辽宁大众文学小说奖、辽宁作协主题征文小说奖、江苏省作协冯梦龙小说奖；大东北文学征文小说奖；辽宁作协主题征文散文奖，中国水利作协散文奖，水利报征文散文奖；河南省“陈贞杯”诗歌奖。小说《两代人》等入选《2008年度微型小说》等多种选本图书。诗歌作品曾被《文艺报》专题评论和《2012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》报告点评，入选《东三省诗歌年鉴》《2017年中国新诗排行榜》。曾就读鲁迅文学院十四届中青年作家班。